冯渝杰 公私产权制视野下的西汉盐铁专卖之争

2019-01-03   阅读:176

  冯渝杰,1986年生,重庆垫江人,2014年获得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兼任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教师,在《历史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从事汉代思想史、中古教史与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研究

  汉昭帝始元五年六月,有诏命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郡国各举文学高第一人。“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就盐铁、均输、平准、榷酤等法是否应当废止的问题,与有司展开了激烈讨论,并论及相关方面的诸多问题。《盐铁论》即据此次会议编纂而成,尽管并非实录,却是我们了解盐铁会议的最重要著作。因此,《盐铁论》独特的学术价值被凸显出来,学术界有关《盐铁论》的研究亦积累甚多,归纳起来可大致分成以下四类性质。

  第一,纳入儒法斗争范畴,将其并定义为与法家相互较量的经典文献。主要研究作品是一大批地方行政单位、高校或者个人组织编译的《盐铁论》注本、读本、教材。第二,虽然总体上仍可归诸儒法斗争的范畴,却弱化了对其斗争属性的强调,重心转向探讨其经济与思想方面的差异。第三,不再将其局限于儒法斗争领域,将双方的针锋相对定义为的内部分歧,是“俗儒”与“杂儒”或者“法儒”与“道儒”的交锋。第四,不局限于对《盐铁论》文本思想史意义的挖掘,将盐铁会议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以考察,将其定义为外朝与内朝或者桑弘羊与霍光的之争; 同时也强调中央与地方分权方面的性质。另外,相当一部分日本学者将盐铁专卖作为西汉帝国的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对与盐铁专卖相关的制度史事实,特别是盐铁专卖制下盐铁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经营形态,流通、贩卖组织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奠定了较好基础。

  概言之,盐铁会议无疑是一次双方基于不同目的、经济思想与方略的正面交锋。它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当时的社会问题,透析武帝及以后几朝内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挖掘、梳理出当时人们的公、私观念和对立的经济思想,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的思在于:通过对《盐铁论》文本的梳理,揭橥“大夫”等代言的,在面对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豪富利益的“贤良”、“文学”之价值评判与考量时,所呈现出的两难境地,由此透视盐铁争论背后深层的制度紧张局面; 并试图更进一步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从公私产权制度入手对该现象做出一个合理的原因分析。

  通观盐铁会议中不同方面的争论可以发现,“大夫”所代言的一方面欲行抑兼并、摧豪强、加强中央之实,另一方面又试图使自己的专卖政策尽可能显得合理、,以凸显其为“公”而非“私”的形象,由此它既须牢握国权不放,又不得不将分散到执行手中而并非下放到民间。这样的内外差异注定在此过程中尴尬难免,而“有司”之言虽切近现实亦再三遭致贤良、文学的考量。以下是对这种两难困境的几个具体方面的考察。

  《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中,贾谊和晁错的折射出一个讯息:即“重农抑商”对汉来说仍是应该的一项基本政策。因为农业能创造财富,巩固,收取国富民安之效,是“天下之大业”;而商业则不然,它非但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还会影响民风,使民“不务民用而淫巧众”。贤良、文学从这一根深蒂固且为认可并推行的正统价值观念出发,反对的盐铁专卖政策,认为带头从事末业,上行下效,会民风,“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面对贤良、文学的,为了寻求实施盐铁专卖的合理根据,有司开始调整对商业的传统说法,重新定位商业的功能和地位,从中可以看见大夫在此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和窘迫状态。

  贤良、文学认为盐铁专卖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符合圣主“抑末利而开,毋示以利,然后可兴,而风俗可移”的“治人之道”。针对这种说法,大夫极力论证商业的重要性:“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 以通委财而调缓急”。故此农、工、商应为不同的社会分工,工商业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有着巨大的作用。“《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紵,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据此,有司、大夫旗帜鲜明地指出:“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故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等更进一步提出,只有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商业是致富之源,“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然而牵涉深广的文化背景当然不止于巧舌如簧的论争逻辑那样简单。作为帝国政策的推行者,有司在重新定义商业功能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守住其一向的利于稳定的重农抑商政策之底线,所以我们看到大夫桑弘羊等在盐铁争论中几乎硬让自己扇嘴,刚还极力强调商业之重,马上又得回头强调重农抑商。“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 故统一,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也”。“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此中透露出,实施专卖的目的仍然在于抑商重本。这就明显造成了一种毫无道理的“,”的局面,让首先陷入寻求专卖政策理由的两难境地。要指出的是,我们同样不能以为贤良、文学真的强调重农抑商,他们只是将其作为反对“与民争利”之专卖政策的藉口罢了。在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商业重要性的认同,所谓“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其意皆以为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只有任其发展,才能互相满足需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

  根据有司的言说,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是出于“公心”,履行国家职能,对内保障民生,对外的举措。另外,实施盐铁专卖还有一个对帝国来说更为重要、却并不能理直气壮言说的理由:抑兼并,摧豪强。因为这一方面表现出是为皇权、维系“家天下”的稳固而实施的一种出于“”的政策,故而并不具备真正的“合乎秩序”的理由。另一方面,有司以“国家”为“公”的观念本身与贤良、文学所的价值上也为所接受的,以“民生( 天下) ”为“公”的观念不尽一致,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大夫所说之“公”,在贤良、文学看来只不过是不顾民生的“大私”,而贤良、文学所说的“公”,在大夫看来则只能是“假公”,目的是分权,是“济私”,当然也不能为大夫所接受。须注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贤良、文学言及之“民”当是地方豪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无势庶民。

  我们看大夫先是强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亦即盐铁专卖的目的在于佐助边费。当贤良强调国家应关照民生时大夫则解释为:“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不失职,均输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他说:“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最后大夫说出了专卖更现实、更重要的目的:“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因为“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教与俗改,弊与世易。……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而且“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 ‘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禁之。’今放民于,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奸形成也”。这对贤良、文学“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 ……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的言论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回应。有司进一步坦言:“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 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同时,“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

  有司理所当然地认为:“盐、铁之利,……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其出发点也在于“安国家,利人民”。可是,传统“天下国家”的“大公”观念要求以民生为重,皇权要在其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具有内部规制力的秩序”中才能得到认可,皇权支配才具有正当性,也才具有认同。因此在盐铁争论中,有司捍卫帝国完整,社会稳定的盐铁专卖意图反倒成为图谋不轨和以权谋私,而贤良、文学借着西汉者提倡的“民本”思想,将重农抑商与先秦的贵义贱利思想结合起来,打着“替天行道”的,显示出了一幅为民的侠义之貌。

  专卖后,对盐铁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出诸多问题:盐铁官营,官商垄断经营,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 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因铁器由垄断,铁器生产难以顾及各地实际情况:“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困乏”。同时“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因积极支持汉武帝政策而获官的大商人卜式也不得不承认盐铁官营带来了许多弊端:“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卖之”。

  另一方面,实施专卖的确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富商大贾等地方,但是由于亲自参与商业,“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以及现象日盛( 即“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 ,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得利集团,这批集官、商于一体的得利集团因其垄断性而崛起。与经济相结合,促使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盐铁官营本欲地方豪富对小农的兼并,缩小两极分化,但其结果反而是利用手中经商致富,导致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因为这并非真正通过市场竞争而实施的兼并。我们看:“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具有一定的人,往往利用其手中的,通过超经济的手段而非公平的经济竞争,于兼并之潮中胜出。

  那么,是否不实行统制而将分散到地方官员的手中任其管理情况会更好一些呢?正如前边已经提到,正是因为汉初采取政策,“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地方逐渐增强,并开始挑战中央权威。“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世家大族对土地的兼并也日益严重,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 灌)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族宾客为,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地方豪民日益骄纵,法纪,视自己的领地如王国,“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以乡曲。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相比之下,中央财政则日益虚弱,“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则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可见下放,官员自营对中央来说非但收效甚微,反而具有更大的。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有司旨在打击豪富,加强帝国统一,保障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专卖政策,面对贤良、文学的价值和考量,尤显,“仿佛处于一种在教法庭上受审的地位”。这就使豪富可以理所当然地打着的旗号反对帝国的盐铁专卖政策,以此继续其地方霸主地位,继续其侵吞、欺诈公家财产,收刮百姓私产的行为。当这样欺上压下的行为时间一长,必定带来国、民“俱贫”的惨败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汉王朝理应采取强力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以加强中央财力和对地方的控制,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从上至下的中央中心及其附属( 新的) 的崛起,带来新的压榨,最终导致“国富民贫”的局面。我们姑且将西汉中央王朝在地方豪富,加强中央时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名之为盐铁专卖之困。

  之所以出现在盐铁争论中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忽视老百姓财产拥有与被保障的同时,也并没有明白的财产范围。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话语表示,即没有制定出明晰的公、私产权制度。如此长时间的无序状态不能使、、百姓建立起清晰、牢固的“公产”和“私产”观念,也无法完成国家生活中尊重公产和私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种混乱的公、私产权制度既没办法按程序百姓财产,也无直气壮地公家财产免受侵吞的。下面看看这种混乱的公、私产权制度怎样导致的盐铁专卖之困,如何深深掣肘对地方豪富的处理。

  仔细研究《盐铁论》,我们可以发现在有司与贤良文学的激烈争论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混乱的公、私价值观念。文学在“藏富于民”之时,以“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为由,认为应是“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因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藏于海内”,那么反正都是天子的,“王者”何须“畜聚”( 其实是国家支出) ?何须“与民争利”?“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下藏于民”不亦可乎?

  但是正如前所分析,如果将下放,获益的也只能是地方豪富,其结果也只能是地方的恶胀,而无势的老百姓只能被压榨。所以还得“抑兼并”,实施专卖。这本是正理,但是有司的解释却是: “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王者就应是“包含并覆,普爱,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邪?”。可见有司将天下( 包括所有臣、民) 作为天子的私产,他们也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和公家观念。然而有司同时也认为应该有更大更长远的考虑,要有国家的储蓄以便支出,因此才要实施专卖。“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绝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节用,如之何其可也”。某种意义上说,较之贤良文学,此种国家观念当更具合。

  历史地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崇公抑私”的观念便获得了价值上的认可。也是在此时,“公”与“私”的对立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主题。然而此时确立起来的“公”“私”观却已经具有泛化的倾向: 它将“公”与、联系起来,使其具有了内在的超越性,如言“知常容,容乃功,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者,气之大者,道者为之公”。此外它更将“公”当作一种普遍的价值来追求,如《吕氏春秋·贵公》载: “昔先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与此相对,一切具有个人倾向的思想、行为都不能为所接受,都是“私”的表现。根据上文的讨论可以发现,不管是否自觉,有司与贤良文学也同样具有一种“崇公抑私”(或称“大公灭私”、“大公”、“立公灭私”)的观念,只不过他们对“公”、“私”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罢了。贤良文学强调以为,有司则更注意国家行为的顺畅,并以此区分公、私行为。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大公”往往容易其的“大私无公”,也是由于这种虚阔的公、私价值观根本没有划定出明确的公、私界限,所以在古代中国社会里,便大量存在着“假公济私”、“欺上压下”以及“越位”、“替代”等现象。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便可理解沟口雄三所提出的,中国的“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天的无“私”,也与中国的族血缘关系有关,而这正是导致和日本不同,中国的“公”“私”界限长时期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在完全消灭“私”的性的同时,并没有确立起事实上的“公”的有效地位,也没有的保障制度,由此导致了“公私两无”的混乱局面,即既没有真正的“私”的认同和保障,也缺乏真正的“公”的意识。回过头来看,有司理所当然地认为实施专卖是的,天下都是的,也就是公家的,“山海,天地之藏也,宜属少府”,“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所以将盐铁资源收归国有当然合理。而在贤良、文学看来,王者应以天下为公,勤政节俭,要关注民生,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而盐铁专卖过程中出现的无法避免的缺陷更使其相信专卖并非为公,实为满足之。

  下面我们将尝试从制度设计层面对上述的两难境地作一合理的原因分析,看看“公私两无”的思维模式在实践中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行为方式。《盐铁论》第十三篇,有司与贤良文学讨论了西汉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分田劫假”——西汉土地所有权不明晰的一个典型案例。要言之,“分田劫假”的含义可大体概括为,本系汉为防止贫民脱籍,安置流民而采取的减免农民负担的政策,却变相演变成豪民兼并土地的一种形式。具体地说,西汉从武帝时起便不断推行“假民公田”的工作,接收假田的民户按常常会享有一定期限(或一岁、或二岁、三岁)免除租税或赋役的优惠,被假予者在此政策关照下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正常的租赋。然而这部分公田苑囿却大部分被豪民所假。豪民假公田之后,再转“假”给一般贫民、流民,是为“公田转假”。国家对“假”出的土地征收三十税一的假税,豪民却对“转假”的土地征收“什税五”的地租,此即《盐铁论》中贤良所说的“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假税殊名,其实一也”。按“假民公田”制,贫民、流民本应得到土地,在一定时期内逃脱“实什税五”的厄运,但因“豪民侵凌”,仍处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状态,是当王莽所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阙名三十,实什税五也”。这就说明,“假民公田”的工作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豪民“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兼并土地的“有效”形式。这其中反映出的土地所有权是重叠的,不完整的,当然也是不明晰的,混乱的。转假的豪民名义上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却在实际上把持着土地的占有权,而不管算公有还是私有,也不对此给以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确认,这些“分田劫假”的土地便成为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土地,在年深日久之后也就大都成为豪民的私家财产。等地方大到足够中央或者老百姓被压榨殆尽,造成社会动荡,国家时,则再难采取强力抑止兼并,打击豪强,收回国家的土地占有权。

  有关这种界限混乱的土地所有权,日本学者平中苓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观点迄今看来仍属卓识。他认为小农民“所有”的土地之所以成为财产税的对象,是由于小农民对其土地的是一种负有从身份上隶属于国家及向其交纳贡赋义务的有偿并有限的物权。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或近似于使用权性质的。这种使用权在当时是作为财产权看待的,因而成为课税的对象。这种重叠的土地所有关系,不光存在于国家与人民之间,也存在于人民相互之间,例如地主与假作关系上所体现的土地所有权者和土地使用权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从地主和国家的关系来看,地主也不过是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

  不仅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其它财产甚至劳力、人身都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是农民的财产所有权,、豪民甚至国家的财产所有权也是不稳定的。农民财产被强卖乃至被无偿侵夺的事例可谓俯拾皆是,国家财产也可以被肆意侵吞。另一方面,国家当然也可以不管是否,不断强制迁徙和打击豪强,可以告缗:“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这样依仗的无序角逐与肆意侵占,终于带来如此奇怪之现象:“力农畜,工虞商贾,为已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摄追,小计权吏,行施乞贷,长吏侵渔,上府下求之县,县求之乡,乡安取之哉?”。而在此过程中豪富欺上压下,既获官家之,又复侵渔农民以自肥,难怪荀悦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多,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暴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于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是足以资富强也”。

  有研究指出,产权不明确意味着产权主体不明确,即国家作为国有产权统一的所有者在事实上缺位,产权实际上为各级和各级官僚机构所拥有并支配,而各级部门又是等级中的一环。这种现实决定了作为国有产权所有者的国家,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共有资源,国家之内的任何部门、都有去分享、利用、开发国家,国家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财产。而开发、分享国家的部门和在实践中又是国家主体的构成部分,国有产权的管理者便成为了实际上的所有者。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带来的逻辑结果便是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在实践中的多重性。盐铁专卖之困反映出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完整的公、私产权观念及明晰的产权制度和保障机制,导致西汉王朝产权所有者缺失,于是整个社会的情况是谁有谁就在夺取财货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可以任意兼并、压榨无势之商、民,甚至之间,国家与豪富之间也相互争夺、兼并。所以不抑兼并时豪民大量占有财富,中央,抑兼并则、为办事的小吏以及匍匐在皇权周围的权臣豪贵索性共同瓜分社会财富。虽然西汉无论是中央或诸侯国,都分为“公用”和“私用”两个系统,如有的学者早已指出的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开,但上下之间以及整个社会领域却没有明确的“公”、“私”界限,就算有也只是价值上的笼统认可,而且如上所说具有极大的随意伸缩性。从另一方面说,这正好也反映了君主的“认同困局”:理论上是“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陛下之财”,却还在国库之外另设“少府”、“内库”掌管“天子之财”。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盐铁争论中会陷入欲进不行、欲罢不能的盐铁专卖之困,为什么中央打击地方豪强,加强中央财力控制的盐铁专卖政策会变成“非法的”和“违反”的举措,而的价值观念却成为豪富的伞或护身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含混、虚阔的公、私产权制度,不仅模糊了、与百姓对自己个人私产范围的确定与,也加剧了社会依仗的无序角逐和肆意侵占,不能对公有财产实施恒久有效的。帝制的西汉王朝,需要庞大的官僚集团帮助其维系庞大的帝国,此中随着距离中心远近的不同而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况当属正常,亦难克服。问题就在于分配完成以后,即当以严格的制度保障将其明确下来,不能使其具有如此随意、巨大的伸缩性。当然,明确分配并给以相应的制度保障无疑需要一定的监察成本,但是其成本数额相对于产权混乱状态下的损失来说,显然小得多。

  如上所述,在《盐铁论》中亦得到集中体现,由于帝制的西汉王朝并没有确立起界限清晰的公私产权并对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虽然“崇公抑私”的观念早已得到价值上的认可,但并没有将公权予以事实上的确认;虽然宣布以礼治天下,上接受“不与民争利”的学说,但其对私有权也没有给予法律上的认可与保障。——这种非公非私、亦公亦私的产权制度终致陷入欲进不行、欲罢不能的盐铁专卖之困。有司旨在打击豪富,加强帝国统一,保障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专卖政策,面对贤良、文学的价值和考量尤显。这就使得豪富可以理所当然地打着的旗号反对帝国的盐铁专卖政策,以此继续其地方霸主地位,继续其侵吞、欺诈公家财产,收刮百姓私产的行为。

  这样欺上压下的行为管束既久,必将带来国、民“俱贫”的惨败局面。为此,在酿成之前,汉王朝索性采取强力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意欲加强中央财力以及收紧对地方的控制,却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新和新压榨崛起的问题,终致“国富民贫”的另类惨局。适如研究者所指出:“国家的‘’会放出无数土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调控机制”。这种模糊的公、私产权制度导致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在实践中的多重性,它不仅模糊了、与百姓对自己个人私产范围的确定与,也加剧了社会依仗的无序角逐和肆意侵占,不能对公有财产实施恒久有效的。

  但是界限明晰的公私产权制度的运作、维持需要良好的政制保障,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的使用。亦如《盐铁论》所指出,在条件有限的历史时期,盐铁的开发必然是集中大规模的劳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夫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因此之故,盐铁的开发工作一定是具有一定的人或者据有强大后盾的人才能做得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无法克服,真正公平的经济竞争无法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时人董仲舒也认为这种贪私和私害主要来自操握国家的群体:“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造伪饰诈,趋利;又好用之官,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群体“身宠儿载高位,家温而食禄厚,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加之哉! 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如此,认真、恰当地履行的,保障公、私产权制度界限的明晰与固定,保障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以及竞争过程的公开、,便成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建设道中尤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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