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频繁赦免与东汉复仇之风的盛行!

2018-11-28   阅读:155

  东汉复仇风气之盛,从两汉之交就开始,战乱年代律法失效,一涌而出的复仇事件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大的威肋。建武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桓谭请求制定法律私相报怨的行为,并提出了对应措施。但他的提议与光武“柔道”的思想十分不符,因此这份奏议被搁置一旁。

  不仅如此,到了章帝时,还制定了复仇的法律:“建初中,有人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该法的制定为复仇者提供了法律支持,从人情上来讲是好的,但实际上促使了复仇事件的发生,给东汉社会稳定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轻侮法》颁布前,报仇会受到相关的制裁。永平三年,堂邑平民防广因报父仇被,在狱中时母亲病逝,任堂邑令的钟离意他,放防广回去殡敛母亲。县丞、门下掾表示,钟离意说:“罪归,义不累下。”虽然直到最后,防广也没有被执行死刑,但他被己足以说明,报仇在明帝时期是不的,而且私自复仇者的也要受到责罚。

  《轻侮法》颁布后,复仇者便不再受到严厉制裁。许荆侄儿许世曾经报仇,从他报仇到仇家攻上门后因许荆而退走,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的影子,反而是在最后,许荆因为此事名望上升,太守出面将其举为孝廉。从前后复仇事件的不同表现来看,《轻侮法》的颁布对东汉复仇情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复仇者报仇不受惩罚,被杀者的亲属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回击,如许世仇家的“操兵攻之”,这就造成了叠加复仇,严重威肋、东汉社会的稳定。

  这一问题引起了和帝时的大臣张敏的关注,于是两次上奏请求废除《轻侮法》。张敏在奏疏中肯定了为父报仇的性,但认为即使是的复仇,也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因为“相杀之不可开”。一旦复仇被定义为行为,那么就会有人钻法律的,“故设奸萌,生长罪隙”,从而对治理、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这正是《轻侮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第二次中,张敏犀利发问: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告诉百姓哪些行为不能做,那么《轻侮法》“将以何禁”?它不仅不能使百姓不再互相轻侮,反而开了相报相杀之,“一人不死,天下受敝”,了复仇者,却造成了循环复仇,影响了整体社会的稳定,是“利一害百”的做法。最终,《轻侮法》被废除。

  尽管《轻侮法》被废除,章帝的行为仍为东汉后来的所延续。顺帝时,广汉士子王晏、宁叔为朋友报杀河南大豪吕条后自首,“顺帝义而赦之”。还有不少地方官和名士都因同情复仇者,从而主动他们或为其求情。毕竟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讲,悲情的复仇故事还是很容易引起人们同情的,尤其是当复仇者处于弱势时。

  无论是桓谭还是《轻侮法》的制定与废除,都表现出东汉阶层对复仇现象的重视,但与的冲突,使得者一直未能对复仇采取坚定的政策。如何处置复仇者,也是困扰各级的一个难题。

  吴佑任胶东侯相时,安丘男子毋丘长杀掉母亲的醉客被,吴佑左右为难:“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母亲,身为子女当然无法,但犯法,若是他有违,若是按律判死刑又于心不忍,一句“赦若非义,刑若不忍”道尽了地方官在面对复仇事件时的两难境地。最终吴佑决定依从法律处死毋丘长,但在前又令毋丘长的妻子进中,直至怀孕,留下后代。毋丘长为了吴佑的恩情,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吴生”,最后投缳而死。

  此外,报仇,本是,即使地方官有心,也是法律的行为,只有在之下,才能有所转折。在东汉复仇者的结局中,时常可见到因“赦”而保全性命的现象。从东汉的赦免情况来看,主要有、减等、减赎、部分地区和部分种类人群的减赦等几种类型。实行赦免的原因大致有即位、加元服、立太子、改元、、战争、祭祀等,其中即位时天下己成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树立威仪、笼络的作用,加元服和立太子亦然。每逢和自然异象则更需赦免,以稳定,保障社会秩序。

  赦免令虽不是因复仇行为而起,复仇者却的确受益于此。朝廷的,使报仇者免于,令他们因复仇而发生转折的人生回归正途,对地方官而言,也替他们在情法两难间作出了选择。但凡事有利便有弊,频繁的赦令也滋长了恶意复仇事件。

  东汉洛阳出现的以为业的专门组织,便与赦免次数的增多有关。王符在《潜夫论》中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今案洛阳主者,高至数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则杀不止,皆以数赦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他认为,这种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得益于频繁的赦令,并对“久不赦则奸宄炽,而吏不制,故赦赎以解之”的说法进行了严厉,认为“擒灭盗贼,在于明法,不在数赦”,呼吁健全法制,减少赦免次数。

  从阶级的利益来讲,赦免制度是辅佐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是在东汉以“柔”治天下的大政方针之下,赦免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然而,从法律层面看,赦免制了法律原则,干扰了法律的运行和实施,在东汉本就不够健全的法律制度上增开了一个缺口。缺口一旦打开,便会有人钻。

  由于赦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譬如即位或立皇后之时,提前便会知晓将有,于是一些“奸猾之党”便无忌,明目张胆地法律。还有人通过占卜推算出将有,便借机祸事。李膺任河南尹时,河内人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李膺督促下属将其,不久果然遇到赦宥,张成的儿子因此获免,李膺十分,还是杀掉了他。张成的牢修便李膺结党,酿成了一场两百余人的“党锢之祸”。

  无论契机如何,颁发赦令都是为了笼络、巩固,但那些借机钻法律的人得到了赦免,却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赦令对于或其他百姓认为不该受惩罚的人来说,是及时雨,但对于“轻薄恶子,不道凶民”而言,反倒助长了这些人的气焰。受盗贼的平民百姓,原本将惩治恶的希望寄托于,结果他们却被赦免。年久日深,只会使为恶者越来越多,百姓对的失望也越来越大,东汉的基础逐渐。而无法依靠来“解蓄怨”时,只好自己寻求解决途径,这也成为东汉复仇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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