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谨:为何说士族形成壮大于魏晋而非东汉?

2018-11-27   阅读:71

  原标题:于谨:为何说士族形成壮大于魏晋,而非东汉? 【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为什么说在魏晋时期士(世)族

  【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为什么说在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本文为@于谨对该问题的作答,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录入时略有修改。】

  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无法说明东汉(以及宋元明清)的官宦世家对的把控力低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那么学界和票圈对于“中古门阀”的探索和讨论,则毫无意义。

  其一,我会用毛汉光老师早先的统计,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把控的情况确实比东汉严重得多,算是比较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

  其二,我会强调,东汉时判断一个人是否“出身好”,时人会采取他的、文化和经济三维背景。而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我们能看到这三维背景逐渐被一维背景取代。

  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是否近祖显赫(官本位),以及是否属于广义上显赫的郡望-姓氏组合(姓本位),成了“能力之外资本”的主要因素,我称之为背景/资源。

  而东汉时的、大V互相点赞、收藏、转发三连击的文化圈子,虽然在东汉时很有影响力,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感急剧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文化背景/资源对个人进入体制的难易程度以及官员晋升的难易程度之影响,就没那么大了。我将用陈寔、卢植二人的例子,说明这个观点。

  既然题主的问题比较宏大,我的回答也比较笼统,将关于东晋玄学圈、南朝文武殊途、南北朝背景/资源这一维度中官本位与姓本位的此消彼长,西魏、周、隋的官本位地位,唐初的姓本位卷土重来、终唐一朝官本位-姓本位双轨体系(“李唐天子二百年”有一套钦定的标准,社会上却另有一套“崔卢”标准),以及唐末的圈子等论述。

  首先,毛汉光老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对汉末到隋唐各个时期史料里记载的出身背景进行了统计,如下图:

  按照毛汉光老师的定义,“士族”包括柳芳《姓氏论》中的”郡姓、虏姓、吴姓;亦包括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还包括一切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朝皇室亦包含在内“(p.37)。应该说,毛氏的定义既照顾到了我所说的“近祖显赫”,也包括了“广义上显赫的郡望-姓氏组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士族”与“世家大族”的区别。前者主要针对官宦世家,强调背景/资源。而“世家大族”则通常包括前文所说的、文化、经济三维背景。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单维与三维的区别,而统计上所显示的士族出身占比越来越高的趋势,也符合我所说的“单维逐渐取代三维”的趋势。换言之,毛汉光的统计,虽然有很多瑕疵,但基本符合中古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建立的汉末-魏晋士族崛起这一印象。

  具体到题主的问题,我们发现汉末士族出身的只有29%,但到了曹魏晚期这一数字上升至47.1%,而在西晋晚期升至66.3%,东晋一朝这一数字最高上升至80.8%,也符合我们的“门阀”印象。南北朝时期这一数字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变化,但大多时期都远远高于汉末的29%。简而言之,虽然汉末士族已经抬头,但“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这一说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用统计方法研究史料相对匮乏的时代显然有其不足之处,很多学者和票友都有谈到,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毛氏的统计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而接下来,本文抛开冰冷的数字,从几个个例的角度,来回答题主的问题,主要说明汉末的“出身好坏”,比起魏晋南北朝,更多取决于、文化和经济的三维组合,而非背景单维。

  每每提到汉魏的“世家大族”,颍川陈氏很容易浮现于脑海,而陈群又被视作“九品制的始作俑者”(实则此论有谬)。但倘若我们用观察魏晋南北朝士族的眼光来看陈群的家世,会觉得十分奇怪:这家伙的出身太差了吧?!

  陈群的曾祖父竟史无记载,这种背景如果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社会可不是光荣的事情。陈群的爸爸陈纪位列大鸿胪,是九卿之一,但实际并不大。最有趣的是陈群的爷爷陈寔,此人《后汉书》记载“出于单微”、“家贫”,起家官是“县吏”,然后从督邮当到县令。如果我们认为东汉时士族社会就已经牢固,那么一个县令的儿子,怎么可能位列九卿呢?

  这种疑惑,恰恰说明东汉并非士族社会,而陈纪作为寒人底层的儿子,并不一定就出身差。这是因为在汉末,“出身”并不完全取决于背景/资源之单维,而是、文化、经济的三维组合。陈纪的出身,虽然在上被官宦世家爆出渣、经济上也不富裕,但他爸爸在文化维度上的超凡造诣,足以让儿子可与官宦大族子弟并驾齐驱。而到了陈群为首的第三代,颍川陈氏便已被视为名门望族。

  一代目寒门陈寔之清高皆知,而又因党锢之祸一年。党锢经历在汉末属于天然正确,可以让子孙的文化资源猛增。《后汉书》对陈寔的评价是“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 在“下品无势族”的两晋,陈纪因为他爸只是个县令,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央,但在后汉这种三维背景并立的时代,文化资源的大大加分却是家族兴旺的有效助力。

  要知道,在魏晋和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出身相对寒微之人是不可能成为“士之楷模”的,而在汉末的卢植却可以。

  这里我并不是说卢植出身比陈寔还要寒微,但是我们在任何史料里都找不到卢植的任何近祖、远祖当过什么官,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最过分的是,连《书·宰相世系表》里都没有对卢植的祖上有过任何记录。

  熟悉中古士族的人都知道,《书·宰相世系表》是官员家世的天花板。该表的一大功能就是为唐朝宰相吹牛皮,凭空嫁接攀附一堆有名的祖,给唐朝宰相脸上贴金。这个《世系表》不仅吹近祖,还要吹远祖,越远越好。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我这里就举唐玄宰相张说的例子。

  为了给张说脸上贴金,《世系表》说张说是西晋司空张华儿子张韪“寓居江左”后的后代。但在更权威的《晋书》里,张韪分明是和爸爸、兄弟一起夷三族的时候同时了。

  祎字彦仲,好学,谦敬有父风,历位散骑常侍。韪儒博,晓天文,散骑侍郎。同时。--《晋书》

  而《书·宰相世系表》更是把张华认祖归到汉张良之后。这样张良-张华-张说(另一分支还有张九龄)的完美超级大族的谱系就建立成功了。

  但即便是乱吹祖如此的《书·宰相世系表》,也无法给唐朝范阳卢氏8位宰相找到比卢植更远的达官祖。因此,我们用天花板逻辑,也可以推测卢植的出身,至少从背景/资源而言,是相对寒微的。卢植这个背景,如果到了魏晋,以及后来的南北朝,是很难成为“士之楷模”的。西晋评价比较高的张华,在西晋算寒门,但好歹也是郡守的儿子,比起卢植来说还要强一些。

  卢植得以跻身朝廷要职,后来被评为“士之楷模”,主要有赖于自己杰出的造诣、高如陈寔的水准和优秀的行政能力,这其中造诣和水准都为儿子卢毓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背景/资源。卢毓在曹魏集团平步青云(除了曹爽时期略被),靠的可不是父亲卢植的“”,因为卢植在自己十岁时就死了。可见,文化背景/资源的力量在汉末扮演了重要角色。

  要知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士族社会后,靠文化背景/资源上位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比汉末困难得多。萧道成在刘宋时期曾师从名师雷次,但豫章雷氏贯穿六朝都是小姓的水平。窦炽在北魏时期师从名师祁忻,但范阳祁氏在北朝和隋唐连小姓水平都无法达到。

  崔公是清河崔氏一代目。记载三国时期的史料并没有用“世二千石”之类相关字眼描述过崔琰的家世,也没有记载他的父亲、爷爷是否当官。连《书·宰相世系表》里也没有多少记载。

  当然,崔琰的出身应该比卢植、陈寔好一些(这三个一代目的家世背景,大概是崔卢陈的样子吧)。崔琰在曹操集团中身居要职,其德行也接近于士之楷模,更是不可小视:被曹操后,仍然 “而通宾客,门若市人”(《三国志》)。

  崔琰的例子表明,和卢植一样,在汉末即便非官宦世家,但靠着自身的德行仍然可以跻身名士圈子,甚至成为士之楷模。卢植更是以此名望直接子孙。

  在汉末,官宦世家带来的背景/资源并不一定比名士圈子带来的文化背景/资源更有用。曹操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因为祖上沾上了宦官,在文化这个维度上丢分,所以对文化资源丰富的名士圈子既有向往之意,也有忌惮之实。

  事实上,在汉末,“名士圈子”与“官宦世家”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而到了魏晋时代,我们会发现“官宦世家”与“名士圈子”开始重合。涉及青龙年间浮华案的那些曹魏名士,与汉末名士的出身大不相同,何宴、邓飏、诸葛诞、夏侯玄等人,无一不是根正苗红的曹魏官二代、三代。官宦圈子对名士圈子的,也是“魏晋时期士(世)族开始形成,壮大”又一佐证。

  是时,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三国志》(引《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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