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东汉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2018-11-27   阅读:65

  惠州地处岭南,由于历史因素和地缘关系,儒、释、道三教在惠州的情况似乎有点特别。尽管思想经由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正统思想,而僻处岭东一隅的惠州,儒学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平民知识中间,却是入隋以后之事。反之从异域传入中土的佛教,却先于儒学于汉晋之际流播民间。

  北宋余靖在 《惠州开元寺记》中曰:“惠州府治之南二里,则所谓最胜之寺也。古者邑而未郡,山犹林莽,虎狼宅之,肆害民里。东汉之末,有僧曰文简,挂锡栖此,猛兽驯服,因为伏虎台。”余靖这则记述,重现了惠州城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历史面貌:东汉末(约公元190年),惠州尚未成为郡城,仅是傅罗县一个乡邑;入宋后所建的郡城范围也较小,僧文简创伏虎台的地方就是距宋城南(今国庆步行街)约一千米的长寿及原地委上院附近,当时那里还是山野林莽,虎狼出没的地方。

  伏虎台所指的“伏虎”,不是用武力老虎,而是一个佛教典故。据唐代高僧玄奘所译的 《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所述,印度佛教十八罗汉中第十八罗汉名“伏虎尊者”,他胯下骑着一只吊睛白额虎,伏虎尊者驯服这只老虎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佛法,使它改恶从善,不再。此后又有“高僧诵经,天花乱坠;道生说法,顽石点头”之类的佛典故事,从而印证“天下皆有佛性”这个佛的真理。

  中国最古老的是洛阳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间。僧文简在湖上创伏虎台约在东汉初平年间(约公元190年),虽然比洛阳白马寺晚一百多年,但比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早近百年,比韶关宝林寺(今南华寺)早三百多年,比潮州开元寺早五百多年。由于僧文简在湖上创伏虎台,用佛法驯服老虎,使它不再肆害民里,从此惠州城区的居民逐渐多起来,出现了“龙蛇出洞闲邀雨,犀象眠花不避人”这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入隋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派东莱郡公王景持节巡抚岭南,百越皆服,遂废梁化郡,在惠州梌山设立循州总管府,领循、潮两州事,此后惠州城区遂成为州(府)治的城市。因此僧文简不但是惠州的佛教始祖,也可谓开创惠州城市文明史的功臣。

  对于当时传入惠州的佛教属大乘、还是小乘,已无可考。但据我国学者方天立在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说:“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学经典。”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大乘佛教既讲“出世”,又讲“入世”,即“自度度人”和“”;而小乘佛教仅重视个人,讲“出世”而不讲“入世”,亦即“自了汉”。僧文简在惠州湖上创伏虎台,使猛兽驯服,不再民里,是“”,应属大乘佛教。

  晋咸宁元年 (公元275年),“大社青气属天”,卜占者以为“东官有帝王之祥”。而恰好就在这一年,东官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绍 (后为晋明帝)出生。晋武帝遂大事,说这是“中兴纂绍,实启祥应”。至晋成帝咸和六年 (公元331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惠州时属东官郡,于是敕命建刹于惠州伏虎台,锡其名为龙兴。龙兴寺的这一段历史由来,在隋代曾有“石刻志其本末”,可惜宋咸平三年的一场大火把此寺,寺中文物亦“悉为煨烬”,到现在已是无可详考。只是在清人梁章钜尚辑有该寺的一副联语:“僧旂交舞,叮当起自风铃;佛伞高张,耀生于日镜。”读此联,当年该寺信徒之众及仪典之隆,尚约略可以想见。 (吴定球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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